【中国科学报9月18日】

编者按

每年9月，刚刚步入大学校门的新生们，几乎都会有一个固定的“行程”——参观学校的校史馆。

如果将一所高校的历史比喻为一条在时光长河中延伸的大路，那么校史馆就像是一本影集，它将这条路上最珍贵、最美丽、最振奋、最感人的瞬间记录于此。翻开它，我们似乎可以在一张张照片、一个个展品中，聆听到这所学校跳动的脉搏。

而在这些展品中，我们总能找到这样一类展品，它们往往并不起眼，匆匆而过的观众甚至可能不会留意到它们，但对于这所校史馆，甚至对于其所在的高校而言，它们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在它们的身上，曾经发生过一些故事，而这些故事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依然弥足珍贵。

一所学校

展品名称：两弹元勋指导的本科论文

收藏高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只要上过大学的人，几乎都会有撰写论文的经历。如今，我国更是世界第一论文大国，但纵观历史和当今，真正具有文物收藏价值的论文却非常少见。然而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史馆中，却珍藏着几本当年本科生的论文。

这些论文之所以具有收藏价值，并不在于论文作者有多么“知名”，而是因为这些论文的指导老师，全部是功勋赫赫的两弹元勋。

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研究员丁兆君介绍，目前该校校史馆中展出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指导的本科论文，包括彭桓武指导的1963届学生张康生题为《逐次散射法求介中子的时间、空间、能量、角分布》的论文，于敏、何祚庥指导的1964届学生林春灿题为《介质不均匀性对高能中子增殖性能的影响》的论文，以及陈芳允、张俊荣指导的1964届学生李力田题为《由调位干扰引起的取样显示设备的波形失真》的论文。

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流逝，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学生已是暮年老人，曾经悉心指导他们的元勋导师们更是多已仙逝，但这些已经泛黄的本科论文，却依然静静地躺在陈列柜中，向人们讲述着关于中科大成立早期的那段激情岁月。

上世纪50年代，正值我国科技大发展的时期。1956年，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对未来12年国家科技事业的各个方面作出了全面部署。

1958年5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主管科技工作的中央科学小组组长聂荣臻副总理和中宣部以及时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康生呈交请示，建议由中国科学院试办一所大学。该报告于6月2日得到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经过仅仅三个多月时间的紧张筹备，这所大学于同年9月20日正式成立。

这便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新成立的中国科大所设的13个系41个专业，几乎全部是当时中国科学技术的空白、薄弱环节，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国家的需求。正如聂荣臻在开学典礼上所说，“在短时期内，使我国最急需的、薄弱的、新兴的科学部门迅速赶上先进国家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要求下筹办的”。

同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科大的办学模式充分借鉴了苏联一些高校的经验，其13个系分别对口于中国科学院不同的研究所，由各所领导、著名科学家兼任系主任，主要任课教师也都由研究所的科学家担任，是为“所系结合”。也正因如此，大量中科院的优秀科技精英得以进入中国科大，这其中，就包括了那些德高望重的两弹元勋。

据丁兆君介绍，当时在中国科大任教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就包括了应用地球物理系主任赵九章、化学物理系主任郭永怀、力学和力学工程系主任钱学森，而钱三强、彭桓武、陈芳允、程开甲、杨嘉墀、陈能宽、于敏、周光召等人，也成为了学校的兼职教授。

毫无疑问，当时中国科大的学生是幸福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可以和这些学术大家朝夕相处，更能得到他们的悉心指导，校史馆中所陈列的这几篇本科论文，便是这种关系的最好印证。透过它们，我们似乎还能看到那一双双将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从图纸变为实物的双手，在稿纸上为普通的本科学生修改论文的场景，这场景穿越历史，至今仍震撼人心。（陈彬）

一种精神

展品名称：西迁列车乘车证

收藏高校：西安交通大学

2018年12月，为弘扬“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西安交大西迁博物馆正式落成开馆。如今已接待了全国各地参观者13万余人，这座位于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内的博物馆满载着一个多甲子以来交大科教工作者投身西部建设的光荣事迹。

1955年，为适应新中国大规模工业建设需要，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接中央指示当月，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康即率资深教授亲往西安踏勘校址，至1958年，全校大部分专业及师生迁至西安，在田野四围的简陋校舍中迅速开展教学和科研，扎根黄土地艰苦奋斗。此后60年，西迁精神便是交大师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生发，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西安交大西迁馆的众多展品中，有一件看似普通，却有着举足轻重价值的展品。那是一张粉色的乘车证，证件最上方印有“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字样，左上角是一栋栋高楼和书桌组成的漫画，左下角是列车疾驰的情景插图，正中是卧铺号码、车次与日期信息，背面则是乘车注意事项。

这张乘车证是由该校1956级涡轮专业校友洪兴华捐赠的，2006年，他将保存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乘车证捐给了学校档案馆。透过这张小小的乘车证，每位参观者似乎看到60年前的那段火热的岁月。

1956年4月，在中央的号召下，交通大学师生员工、图书设备由上海铁路局安排通过西迁专列运往西安。交通大学校史记载：“至5月31日，1000多吨的教学用品和公私家具已运抵西安。之后，实习工厂和有关实验室的仪器设备以及图书馆的图书、教材也陆续运抵西安。”8月10日，交通大学迁校首批大部队从上海徐家汇站出发，“苏庄副校长和分党委的同志们，以及校工会主席赵富鑫教授、一年级办公室主任徐桂芳教授，几位基础课教研室主任殷大钧、张寰镜、陆庆乐、张世恩、朱荣年等，带领着一千多名师生登上‘交大支援大西北专列’”。

上世纪50年代，上海到西安坐火车要经历两天两夜的时间，虽然路途遥远，即将到达的终点作为以后工作生活的地方，各种条件与繁华的上海不能比拟，但这支科技队伍丝毫没有被前方的困难吓倒，人人欢欣鼓舞，准备为落后的西北贡献自己的力量。

1956年7月7日，《人民日报》曾刊文《交通大学七月中旬开始迁往西安》指出：“交通大学一二年级的教师们，将在7月中旬开始迁往新兴工业城市西安。看看教师们好像在搬家，实际上却是一次愉快的旅行。”

西迁老教授郑善维回忆当年西迁专列上的情景是这样的，“沿沪宁、京沪、陇海线，要经过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等省，全程约1500公里……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大学生来说，旅程时间路程如此之长还是第一次。尽管我们都是硬座，但因为我们年轻，也许还因为我们奔赴西北的激动心情，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没有多少睡意。白天我们从车窗外望，看到了广阔的平原，看到了一座座城市，看到了林立的工厂，看到了田园村庄。入夜，我们透过车窗外望，看到了祖国大地迷人的夜色……”

1957年6月，周恩来总理关心交大西迁工作并做出重要指示，“一切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随后迁校工作进入新的高潮。西迁先辈们回想起当年都会不约而同地说：“祖国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背起行囊就去哪里！”

一张张西迁乘车证就像是一个个西迁人对祖国、对时代的庄严承诺。“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西安交大不忘初心，继续完成历史给出的答卷。（康雨晴）

一位学者

展品名称：与毛主席的合影

收藏高校：江南大学

走进江南大学校史馆，在一份份记录岁月雕痕的珍贵史料里，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尤为“显眼”。照片中，身着浅色大衣的毛泽东主席在周围人的簇拥中，神态安详，他身边的群众一个个笑逐颜开、喜气洋洋。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5年4月16日。当时，江苏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会正在召开，参会人员在会议举行地南京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于是便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至于这张照片为何被陈列在江南大学的校史馆，则是因为照片中的一个人与这所学校有着深厚的情缘。

这个人便是有着“啤酒大王”之称的我国发酵学科专家、发酵专业教育创始人之一朱宝镛。在这张照片中，他位于毛主席左手边第一位。这张距今60余年的照片虽不甚清晰，但从朱宝镛那热情洋溢的笑容里，还是可窥见当时他的激动与欣喜。

上世纪50年代，能与伟人近距离接触并合影留念，那是何等的荣耀。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朱宝镛获此“殊荣”？

朱宝镛出生于1906年。受五四运动影响，年轻的朱宝镛萌生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志愿，并于1924年远赴日本和欧洲留学。1936年秋，在被授予生化工程师学衔后，他怀着满腔爱国热情，毅然决然地回到祖国的怀抱大展宏图。

1949年秋，朱宝镛应无锡原江南大学之聘，执教于该校，挑起建设“农产制造系”的重担。当时，该系既无专业教师，又无实验设备，基本上是白手起家。面对困难，朱宝镛四处聘请老师，想方设法购买设备，经过几个月努力，“农产制造系”初具规模。此后在该系的基础上，改建成我国第一个食品工业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朱宝镛调至南京工学院，并协助筹建了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发酵工程专业，为我国发酵学科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也正是在南京工学院工作期间，朱宝镛参加了江苏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会议，并在那里得到了这张与毛主席的珍贵合影。

1958年，作为无锡轻工业学院（现江南大学前身）建院筹委会负责人之一，朱宝镛来到了无锡。在这里，他自己动手改造实验室，建立教学秩序，并被委任为无锡轻工业学院第一任教学副院长，以后便一直留在轻院工作。

朱宝镛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堪称“博学多能”——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理论和实践融会贯通，能说会做。多年来，他一直从事发酵专业教育，并克服困难，从无到有编写了《啤酒工艺学》等多种教材，招收了我国第一个发酵工学的硕士研究生。如今，他的许多学生都已经成为酿造研究机构、酒厂的负责人或中坚技术骨干。

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外，朱宝镛还抽时间进行大量研究，特别在以大米酿造啤酒和山葡萄酒酵母选育方面取得了成果，对我国酿造业，特别是啤酒工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蜚声海内外。

1995年，90岁高龄的朱宝镛因病离开了人世，他的弟子们自发在江南大学组织捐设“朱宝镛奖学金”，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朱宝镛特称团支部”，一直传承至今。而那张已经有些发黄的照片，则作为先生实干精神的另一重象征，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张青）

一种理念

展品名称：奠基祝词影印件

收藏高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不是所有的高校成立之时都有奠基祝词，但1934年，当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成立时，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却亲笔撰写了一篇《国立西北专科学校奠基祝词》。这篇祝词由戴传贤于1934年4月20日在学校成立大典上宣读，其中，“民为国本”“食为民天”“树德务滋”“树基务坚”四个章节的小标题还被刻在教学大楼的奠基石上。

半个多世纪后，曾经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已经发展为如今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当初的那块奠基石却早已不知所踪。所幸，戴传贤的奠基祝词并没有被人们所忘记，而是以影印件的形式，被珍藏在了该校的校史馆中。

当年的奠基石虽然不知所终，但石碑上所书“树德务滋，树基务坚”几个大字，却成为西北农林科大长期坚持的教育理念。“民为国本”“食为民天”后来也演化为该校的办学理念“经国本，解民生，尚科学”。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诞生于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刻，在筹建时，该校就把面向生产、重视实践放在首要位置。戴传贤在《关于经营西北农林专校办法之意见书》中说：“此校应一洗从前各地农林学校花坛式艺植之现象，易而为辅助平民，增加生产，实际有用之新企业，新经营。学风之应勤俭朴实，固不待言；而教育之成绩尤不应在于讲堂上讲几种学程，颁几纸毕业证书也。”

建校初期，学校各系、组的课程设置及教学安排中，都非常重视打牢基础，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及独立研究问题的能力，“树德务滋，树基务坚”的教育理念得以落实。

正因为狠抓基础，注重学生基本功的训练，使得该校人才培养质量在建校初期就得到社会认可。1946年，全国高等学校学生进行统一考试，国立西北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和农业经济专修科成绩突出，在重庆的复试中，前三名都是该校的学生。这些令人瞩目的突出成绩，使当时的教育界不得不对这个地处西北且成立不久的学校刮目相看。

与此同时，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自建校以来，就一直将“树德务滋”的理念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一贯注重学生思想道德的培养，形成了优良的育人传统。1947年，时任教务长熊伯蘅将学校在德育方面的要求归纳为西农“独自风格”——“朴素、切实、坚强、伟大”。这是对当时西农校风的总结，也是对学生的鼓励和要求。

2014年，时值西北农林科大建校80周年，该校用一块陕西当地的富平青石，重新制作了一块奠基石，石碑通高163厘米，尾数为“3”取无穷之意，在色泽黝黑的碑体上，“民为国本、食为民天、树德务滋、树基务坚”的字体苍劲有力，透过它们，人们似乎能够看到半个多世纪前，先辈学人筚路蓝缕、辛勤耕耘的身影，看到一种传承数代西农人的为学理念，在历史与现实的辉映中不断传递。（杨远远 刘玉峰）

一项研发

展品名称：国内首批商品化可抹可录磁光盘、光电数字录音机

收藏高校：电子科技大学

对于现代人而言，对声音的存储与播放早已不是一件难事，一部手机就能满足绝大部分人的需求。但这样的便利却是自爱迪生发明留声机之后，一代代科研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电子科技大学，就珍藏着几台如今看起来已经十分“古老”的录音设备，但如果将时间倒回几十年，这几台“笨重”的录音机，却是当时的一项重大创新。

它们是我国首批生产的商品化可抹可录磁光盘、光电数字录音机。

所谓光电记录技术，是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一顶世界范围的高新技术，在此之前，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声音记录方式为磁记录。相比之下，光电记录具有存储容量大、高保真、易编辑、可长期存放、信息位价比低、抗干扰性强、无磨损、工作稳定可靠等一系列优点，可广泛用于影视音响、计算机及大容量信息存储等领域，因而，它的大规模应用在世界范围内带来了一场信息载体的变革。

作为光电数字录音机的主要记录载体，磁光盘的商品化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世纪90年代初，磁光盘伴随国外先进仪器设备被引入国内。但当时我国磁光盘市场并未像国外一样迅速普及，市场发展十分缓慢。这在客观上给了中国学者一个机会，而我国首批商品化可抹可录磁光盘、光电数字录音机这两项高技术产品，便诞生于电子科技大学（时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这项成果自然来之不易。

从上世纪80年代起，著名磁性材料专家、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张有纲便率领相关学科的数十位专家，历经八年的艰苦努力，攻克靶材成分及制造、镀膜工艺和光盘后序制作多项难关，终使我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制备可抹可录磁光盘技术并可将成果实施工业化生产的国家之一。光电数字录音机作为当时国际最先进的数字录音设备之一，相关技术也被攻克。

在当时，这两项成果顺利通过电子工业部鉴定。由科技界、音乐界和广播电视领域的知名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通过对其技术、产品的严格测试考核，认为这两项高新科技成果已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对缩短我国电子工业在高密度信息记录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可抹可录磁光盘和光电数字录音机被广泛应用到多家广播电视台，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早已让这些曾经风头无两的科技产品，消失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它们中的一些成员仍然被部分广播电视台永久收藏，成为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见证，而被陈列在电子科大校史馆的这几台录音机，除了见证广电事业发展，也提醒人们，在先进科学技术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历程中，广大科研人员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陈伟）

本文来源于：中国科学报http://news.sciencenet.cn/dz/dznews_photo.aspx?t=&id=3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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